来,咱们聊点刺激的。你知道吗,有时候历史的走向,不是靠什么宏大的计划,可能就是一张小纸条,一个老朋友随手写下的名字。
1971年的夏天,这事儿就这么发生了。一个名字,杨振宁轻描淡写地写下,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,直接把正被人摁在泥潭里往死里整的邓稼先给捞了出来,顺手还捎上了十几位国宝级的核物理专家。这剧情要是写成小说,读者都得骂作者瞎编,说“主角光环太重”,可它偏偏就是真的。
咱们先把镜头拉到那片让人喘不过气的青藏高原。青海221基地,海拔三千多米,空气稀薄得像被抽走了一半。邓稼先,这位中国原子弹之父,当时就在那儿“学习”。你懂的,那个年代的“学习班”,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说白了,就是批斗会,因为两次核试验结果没达到最理想的效果,有人就抓着这个由头,要把他往死里整。
气氛有多恐怖?这么说吧,一些年轻的科研骨干,那些为国家流过血汗、立下汗马功劳的人,转眼就被打成了“特务”。炸药专家钱晋,硬生生被打死了。搞完年轻的,就轮到邓稼先这种“大鱼”了。在北京目标太大,就把他们弄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,组织工人和士兵来批斗。那会儿的邓稼-先已经47岁,就像砧板上的肉,随时可能挨刀。每个人都活在崩溃的边缘,今天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太阳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蝴蝶扇了扇翅膀。
杨振宁,这位1957年就拿了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,顶着冷战的巨大压力,在“中美破冰”前夜,拿了一张写在白纸上的签证,时隔26年,踏上了故土。飞机一落地上海,接待人员客气地请他列个想见的人的名单。杨振宁拿起笔,第一个名字,不假思索:邓稼先。
这俩人什么关系?铁到不能再铁的发小。父辈是清华同事兼老乡,他俩从小就在清华园里一起撒尿和泥。从中学到西南联大,都是同学。后来邓稼先去美国留学,俩人还合租过公寓。简直就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。
可自从1950年邓稼先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就火速回国,两人就断了联系,音讯全无。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杨振宁在美国报纸上一堆英文译名里,一眼就瞥见了“TengChia-Hsien”。那一刻,他全明白了。
所以,时隔七年有机会回来,他最想见的人,就是邓稼先。
这份名单层层上报,最后到了周总理的案头。总理一看,立刻批示:赶紧把邓稼先找回来,让他回北京!
这道命令,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救命符。一道电波传到青海,前一秒还在接受批判的邓稼先,后一秒就被专机接回了北京。他这一走,整个学习班的气焰瞬间就被浇灭了。于敏、陈能宽这些后来响当当的名字,还有另外十几个核心专家,也都跟着逃过一劫。
后来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起来,声音都带着颤抖,说这事就像冥冥之中有天意,是杨振宁来救了邓稼先一命,还无意中救了一大批搞核武器的人。这种巧合,简直绝了!
当然,杨振宁自己当时完全蒙在鼓里。他只是单纯地想见见老朋友。
二十多年的兄弟重逢,百感交集。杨振宁问邓稼先在哪儿工作,邓稼先嘴巴比蚌壳还紧,就俩字:“外地。”杨振宁心里有数,没再多问。两人聊过去,聊家人,就是不聊工作。
离别的时刻很快就到了。在北京机场,马上要登机了,杨振宁还是没忍住,问了个憋了很久的问题:“美国报纸都说,有个叫琼·希顿的美国女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,是真的吗?”
这个问题太要命了。邓稼先要是回答“是”或者“不是”,都等于变相承认了自己的身份,这是要掉脑袋的保密纪律。他沉默片刻,滴水不漏地回答:“这事儿我得去核实一下才能告诉你。”
飞机起飞后,邓稼先马上上报。这事最后又是周总理拍板:可以告诉他,中国的原子弹、氢弹,全部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,没一个外国人插手!
于是,一封信被火速送到身在上海的杨振宁手里。信里除了澄清事实,邓稼先还加了一句神来之笔。他把苏轼的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改成了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同途”。
杨振宁当场拆开信,看到那句话,眼泪“唰”就下来了,再也控制不住,一个人躲到洗手间里痛哭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情绪?是为祖国挺直腰杆的骄傲,是为老友舍生忘死的自豪,更是对那一代科学家在泥潭里摸爬滚打、为国铸剑的无尽心疼。
“千里共同途”。邓稼先在说什么?他在说:振宁,咱俩走了不同的路,你在世界的科学之巅,我在这片隐秘的戈壁滩。但我们的心,我们的终点,应该是一样的。
五十年后,2021年,百岁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,声音颤抖地说:“稼先,我懂你‘共同途’的意思了。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,我这后来的五十年,是符合你‘共同途’的瞩望的。”
台下一片寂静。而邓稼先,早已在1986年长眠地下。一生奉献,换来国之利器,也透支了自己的生命。
一张名单,一封信。一个无心的举动,救了一群国之栋梁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巧合了,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,无数个悲壮与奇迹交织的缩影。所谓的命运,有时候,真的就悬在那一念之间。
配资炒股大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